急人所难

2018-07-15 15:07

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文革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方面,崇祯皇帝既然意在抚议,对坚持要与满族军队作战的官员也就非常反感,觉得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们一定是在效忠朋党。于是乎这些主张与满族作战的官员不免处处受到掣肘,要么是战死,要么就是因战败而被处死。这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准备为朝廷尽忠的将军,在面对强敌时变得更加贪生怕死。

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

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